从徐才厚案谈依法治军:触犯法规必受严厉惩处

欲治兵者,必先治将。这是中国古代兵家总结出的一条重要治军经验。中国古代的政治家、军事家认识到“兵是军之基,将是兵之脊”的道理,因此“整肃军纪,重在将也、难在将也”。

  一个“令”字有多重?当年,该团“刘老庄连”奉命掩护大部队撤离。一令如山,82名官兵死守阵地,同3000余日军血战12小时,直至全部牺牲。

三国时期,蜀汉名相诸葛亮认为遵守军纪军规、珍惜个人声誉是将帅能够领兵打仗的必备条件,并在其《将苑》中细数“侵竭府库,擅给其财”等九蠹,认为“三军之蠹,有之必败也”。明朝戚继光在《练兵实纪·练将》中指出,为将者须“恪守正道,立身行己,凡百点检,务可以率下事上,以身为众人之法程,以官为众人之视效。否则人心解体,万法丛脞”。翻开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兵家圣典,如果说从严治军之道是其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,那么坚持严兵先严官、严下先严上、严军先严将则是其精髓所在。正所谓“故将者,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,如心之使四肢也”。

  说起这段历史,该团所在师政治部主任李民感慨:“执行法规制度再难,还难得过战场的生死考验?!”

历史兴衰更替反复验证着这条军队建设的铁律。秦军扫六合而得天下,蒙古铁骑横贯欧亚大陆,满洲八旗统一华夏,这些军团之所以强悍一时,离不开从严治军的纪律保证,更离不开治军重在治将这一最重要的治军手段。然而,毫无例外的是,这些称雄于世的封建王朝军队伴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巩固,在成功后迅速蜕化,在农民起义、内部豪强或外来势力的打击面前溃不成军,随同政权的腐朽而一起衰落。秦灭六国后,立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,各路军官文恬武嬉,承平意识流布,战备意识淡忘。晚清军队中,大官小吏更是整日“居家弹筝击筑,衣绣策肥,日从宾客子弟饮”,除“攘功取巧外,别无长处”。领兵之人从昔日剽悍骁勇的将帅蜕变为养尊处优、骄奢淫逸、游手好闲的官老爷和寄生虫,这支军队由盛而衰及亡便不可逆地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。

  古田会议后,红军内部掀起执行决议、纠正错误的热潮,一批打骂士兵、侵占群众财物的指挥员受到严肃处理,有的还被清理出革命队伍。

当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跃上军事舞台之后,依法治军、从严治军的思想,便开始注入了新的营养液。从革命战争年代一路走来,人民军队的纪律始终反映着人民利益。以此为根本,坚持从严治军、从严治官,锻造出这支守纪如铁的军队,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,凝聚了力量,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。古田会议上,为严禁以红军“铁匠”大队长郭天明为代表的打骂体罚士兵现象,“废止肉刑”的军规写进人民军队法典。全国抗战伊始,红军功臣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触犯党纪军规,被处以极刑,教育了全党,教育了军队,教育了中国革命。

  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。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,庸、懒、松、散、软都是战斗力致命的腐蚀剂。执行军规、严肃军纪绝不能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、失之于散。

“夫将者,人命之所悬也,成败之所系也,祸福之所倚也。”从当年惩处打骂战士的“铁匠”和贪墨公款的功臣,到今天全面彻底清除郭伯雄、徐才厚、谷俊山等“老虎”,我军从严治军、从严治官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。面对新的治军形势,习主席鲜明提出“从严治军关键是从严治党,要害是从严治官”。从切实发挥加强高中级干部管理规章制度的作用,到把高级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和关键,制度笼子越扎越密,从严治官越抓越实,使领导干部自觉带头廉洁自律,带头投身改革强军实践,当好基层官兵的引路人和练兵打仗的领头雁。

  历史映照现实,也孕育未来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军委“十项规定”相继出台,军委总部重拳出击整肃军纪、纠治“四风”,坚决查处违法违纪违规现象,军队形象焕然一新,军心士气为之大振。

  变化,体现在这样一组数据上:截至目前,全军共清退违规住房3万多套、清理超编超占车辆2万多台,清理超占兵员3万多名……很多官兵形象地说:“八项规定”和“十项规定”是“新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是“时代好声音”。

  “天下大事,不难于立法,而难于法之必行。”记者从军委法制局获悉,我国现行军事法规制度已达4000多部,基本上涵盖了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。采访中,不少部队领导谈到,要以“久久为功、善做善成”的精神状态和力度,推动这些法规制度落到实处,只有这样,强军之基才会更加稳固,军队改革才能顺利推进。

  从严治军,不容有法外之地、法外之事和法外之人。要探索建立权力清单制度,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——

  依法治军,成败系于从严治官从严治权

  重回古田探寻治军之道,很多人提到一个名字:郭天明。

  这位红四军的大队长,因为经常打骂体罚士兵,人称“铁匠”。

  “铁匠”官不大,惊动毛主席找他谈话。“铁匠”危害不小,《古田会议决议》专门为他这类人定下一条军规:“废止肉刑”。

  无从考证这是不是我军从严治官的第一道法令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从那时起,官兵一致、官兵平等便作为一条治军原则,写进人民军队法典。

  从当年打人的“铁匠”,到如今危害更大的“苍蝇”“老虎”,面对新的治军形势,一些部队领导思考更深:依法治军的成败,系于从严治官从严治上。然而,有的单位把“依法治军”等同“依法治兵”,把“从严治军”当成“从严治下”。

  记者调研发现,类似现象并不鲜见——

  同样是落实编制,某部机关责令下属单位借调人员限期归队,自己却搞“合理超编”“编外定编”;

  同样是反腐倡廉,有的领导“刀口向外不向内”,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、义愤填膺,要求部属两袖清风,而到了台下却蝇营狗苟、徇私舞弊;

  同样是推进改革,有的机关和领导走不出利益藩篱,要求基层服从大局,可就是不愿动自己的“奶酪”,更不愿割自己的“肉”……

  “作为依法治军、从严治军的主体,领导和机关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,做到用权有据,防止权力滥用。”采访中,官兵们多次提及习主席的告诫:谁有资格犯大错误?我看还是高级干部。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,造成的危害大,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。

  依法治军,不容有法外之地、法外之事和法外之人。如何做到从严治官从严治上?很多部队领导纷纷建言——

  扎紧制度笼子。第二炮兵某基地政治部主任赵全红说,“针眼大的窟窿,进斗大的风”,制度一旦允许“特殊人”“特殊事”存在,就会产生破窗效应,总有一天守不住。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,不留“暗门”,不开“天窗”,使各级领导干部心有所畏、言有所戒、行有所止。

  强化权力监督。武警某部政治部主任王亚坤建议,健全完善军队巡视监察制度,对违纪问题和不良倾向,要露头就打,不能当“木匠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更不能当“瓦匠”和稀泥。

  加大惩治力度。海军某部政委喻文兵认为,应让法规成为带血的“红线”,制度成为通电的“高压线”,谁逾越了红线、触碰了高压线,谁就必须受到处罚。

  坚决清除潜规则。有人认为法律条文只是摆在明面上的,具体办事还得靠心照不宣的潜规则,往往“正事邪办,邪事正办”。南京军区空军一位领导谈到,潜规则是依法治军的大忌,必须坚决予以清除,绝不能让其潜行、盛行。

  从严治官从严治上,始终是我党我军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——抗战时期,红军功臣将领黄克功,因逼婚未遂触犯党纪军规,被处以极刑。建国之初,刘青山、张子善贪污盗窃国家资财,被执行枪决。尤其是近年来,徐才厚、谷俊山等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查处……

  海军某基地一位领导说: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,无论什么人、不管多高职务,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军规,就必须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。

  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,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、体制性障碍、政策性问题,最终要靠什么破解——

深化改革,只有严明法治才能攻坚克难

  从古田走来,人民军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。在迈向强军兴军的征途中,一些影响和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重大现实问题,日益成为我军改革发展的瓶颈。

  比如,联合作战能力建设如何推进?

  这,首先要从联合训练讲起。一位军区领导至今记得,那年他们牵头组织军兵种跨区演习,为了协调演练地域,相邻的两个军种部队竟然打起了“太极”:你等指示、我等计划,你等我来人协调、我等你登门拜访……由于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,一场例行的联合训练却举步维艰。

  联合训练尚且如此,联合作战可想而知。

  总参有关部门领导告诉记者,尽管当前我军已经初步建立了联合作战领导体制,但这只是“万里长征第一步”——联合作战规则协议如何制定?各军兵种信息链路如何融合?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如何培育?联合作战保障如何配套?每一个问号,都需要我们拉直。

  “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,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、结构性矛盾、政策性问题,推进起来确实不容易。”习主席这番话,总能引发部队领导的思考——这些强军征途上的重重难关,最终靠什么来攻克?

  他们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得到了一致的答案:法制!法治!越是深化改革,越离不开法治!

  很多同志谈到,曾几何时,我军很多工作靠摸石头过河来推进。而今,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,每一项决策,都可能受困于“做蛋糕”和“分蛋糕”的众口难调;每一步创新,都可能面临保守僵化和超越阶段的双重挑战;每一次突破,都可能遭遇渐进式和闯关式的路径选择……官兵们发现,在此情况下,传统的办法不太好使了,“石头”也是越摸越少,其根本解决之道,只能是法治手段。

  随着采访的深入,大量事实即可佐证——

  由于缺少顶层设计和统一标准,军队信息化建设“烟囱”林立、壁垒森严,系统不兼容、数据难共享、功能不耦合……突破这些“信息化困局”,迫切需要运用法制手段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。

  当前,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,然而其长远规划尚不清晰、体制机制有待健全、法规建设仍有空白。装备研发如何统筹、“民企参军”如何规范、社会化保障如何深化等等,都要靠立法来解决。

  这些年,军事设施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在土地、空域、海域、电磁频谱等方面需要统筹协调的问题增多,损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事件屡有发生。尽管出台了很多法规制度,但其执行力在利益驱动下相对疲软,强制效益尚未形成,军地共管缺少规范。

  此外,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实施、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、兵役制度完善、军人退役安置、随军家属就业、退兵和伤病残人员移交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,都离不开法规制度的牵引和规范、离不开制度机制的调整和确认、离不开法治手段的支持和保障……

  “凡属重大改革,都要于法有据。”南京政治学院教授邱圣宏反复咂摸习主席这句话谈到,依法治军、从严治军贯穿了我军建设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。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法治化,就没有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;没有法治化,就没有改革的破局和成功。

  历史的天空,总有相似的星光交相辉映——

  85年前的古田会议,“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,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,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,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……”铺下了我军第一段“法制化轨道”。

  85年后的十八届四中全会,将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。军队要贯彻好这一治国方略,最根本的就是加强依法治军、从严治军,牢固确立其在军队建设中的全局性、基础性、战略性地位,保证军队建设沿着法治化轨道持续稳步前进。

 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,历史启示我们:唯有夯实强军之基,人民军队才能中流击水,再写辉煌!(梁蓬飞
蔡鹏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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